巴菲特：芒格是良师益友、独一无二
当地时间11月28日，美国著名投资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去世，享年99岁。
《巴菲特幕后智襄：查理·芒格传》
2021年3月1日
良师益友
文 | 巴菲特
1991年夏末，我来到由国会议员埃德·马基主持的众议院小组委员会面前，回答有关所罗门丑闻的问题。听证会的房间里挤满了电视和平面媒体的记者，我当时非常紧张。马基主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发生在所罗门公司的这种令人震惊的卑劣行径究竟是华尔街的典型特征还是只是个例，在这里他用了一个拉丁文单词“独此一家”来形容。
通常这种情况会让我惊慌失措，原因可能听起来奇怪：在高中的时候我差点没通过基础西班牙文这门课，而且从未接触过拉丁文。不过对于这个单词我却非常明白，毕竟我身边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就是我的老朋友兼长期合作伙伴查理·芒格。
芒格绝对是独一无二的。1959年我初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发现了，而且从那以后不断发掘他身上的独特品质。任何一个接触过芒格的人，哪怕相处极其短暂，都会有同样的感受。但是通常人们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行为方式。显然，如果要“礼仪老师”给芒格颁发合格证，还需要对他多加培训才行。
然而，对我而言，芒格的性格令他与众不同。他的头脑的确令人惊叹：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聪明，即使已经年近百岁，记忆力依然让我艳羡。芒格天生就拥有这些才能，而他选择应用天分的方式才是我高度敬佩的真正原因。
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芒格企图占任何人的便宜，也没有见过他把任何不属于自己的功绩记在名下。事实上，我所见证的情况与此恰恰相反：他总是有意识地让我和其他人在交易中受益更多，投资失败时他所承担的总是比应该承担的份额要多，而成功时愿意接受的回报又比应得的要少。他内心深处是一个十分慷慨大方的人，从来不让自尊干扰理智的思考。和大多数渴望得到世界认可的人不一样，芒格根据他内心的分数表对自己进行判断，而他的评判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在生意问题上，我和芒格多数时候总是意见一致。不过对于社会问题，我们的看法却不尽相同。虽然我们都是坚持己见的人，在漫漫友谊路上却从来没有因此而争吵，也没有去找出让我们意见相左的根源所在。人们很难想象芒格身穿救世军制服站在街角行善的样子，因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据我所知，他已经接受了“可恨的是罪行而非罪人”这样一种慈善信条。
说到罪行，芒格甚至还对它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他的结论是纵欲、暴饮暴食、懒惰这些罪恶行径应该避免。不过他能理解人们之所以在这些方面犯下罪行，是因为它们能带来转瞬即逝却无比直接的快感。但他认为嫉妒是七宗罪中最愚蠢的一项，因为它并不能制造出任何愉悦的感觉，只会让深陷其中的人受尽折磨。
我的投资生涯乐趣不断，如果没有和芒格搭档将会大为失色。他一路秉承自己的“芒格主义”，为大家带来欢乐，同时也大大地改进了我的想法。虽然多数人会给芒格冠以商人或者慈善家的头衔，我却认为他更像一位老师。显然正是因为他对我们的教导，伯克希尔才得以成为一家更有价值且受人尊敬的公司。
任何关于芒格的讨论如果不提到他的妻子南希·芒格，不提到她给予的积极帮助和影响，都是不完整的讨论。作为他们两位共同的亲密朋友，我可以保证，如果没有南希的帮助，芒格所能取得的成就将远远不如今天。她关爱芒格的方式让他能够始终胸怀自己所坚信的理想和信念。南希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芒格为这个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功劳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他的妻子。
第1章 比巴菲特更聪明的人
和巴菲特共事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注脚。
——查理·芒格
“我和查理·芒格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相当奇特，”《华盛顿邮报》的卸任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如是回忆道，“当初向他咨询，是因为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要做的不仅仅是管理一家公司，更要对孩子和孙辈的信托基金负责，而对此我毫无经验。我请巴菲特给我点建议，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一如既往。‘这是我的想法，但你最好和我的搭档芒格谈谈。在绝大部分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一致。’”
“于是我去了芒格位于洛杉矶的办公室与他会谈。我认为他应该是个有趣而且相当聪明的人。会谈开始前，我掏出一本黄线笔记本打算做记录。这一举动把巴菲特逗乐了，至今他还常常取笑我当年一字一句记下芒格那些金玉良言时的情形。”
自从沃伦·巴菲特——这位来自奥马哈的亿万富翁，为凯瑟琳·格雷厄姆和芒格安排了一次会面后，“我和芒格便开始了愉快的长期通信，这太奇怪了。”她说。
凯瑟琳有一个保存信件的专用文件夹，在撰写自传《个人历史》时她再次回顾了这些信件，而这本书后来为她赢得了普利策奖。“这些书信是我和芒格间主要的交往联系，非常亲密。当我重新翻阅的时候，却说不清我们为什么开始通信。在近十年的书信往来中，我俩天马行空，畅所欲言，无所不谈，既会互相炫耀，也会讲笑话。”
内向腼腆的凯瑟琳总担心自己竭尽全力仍不能达成目标，最后发现大部分情况下，“是他鼓励了我，并让我了解到我做得比我自己认为的要好”。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巴菲特和芒格是如此相像，无论是声音、举止还是幽默感，”凯瑟琳说，“他们互相捉弄，让彼此出丑，然而在我看来，他俩的确是一个非凡的智慧组合。”
“我在1957年就听说了查理·芒格的名字，”巴菲特，这个多年后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说道，“当时我在奥马哈管理一笔规模很小的资产，大约30万美元。埃德温·戴维斯是镇上最好的医生，他的太太名叫多萝西·戴维斯。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认识我全家人。一天我去他们的公寓，跟他们解释我如何运作资金。戴维斯太太是个很精明的人，而当时戴维斯医生并没有专心听我说。我说完之后，他们商量了一阵——然后便同意投资10万美元。我问戴维斯医生：‘刚才你都没仔细听，怎么还愿意拿钱给我投资呢？’他回答说：‘你让我想起了查理·芒格。’我说我不知道查理·芒格是谁，但我已经喜欢这个人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芒格在奥马哈成长的时候，戴维斯一家既是他的邻居，也是他的好朋友。这位医生有些不同寻常，“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古怪的家伙。当然巴菲特的投资为戴维斯一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芒格说。戴维斯夫妇几乎把他们的全部财产都投给了巴菲特。
“埃德温·戴维斯的确有点性情古怪，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明显，”巴菲特赞同道，“晚年他得了轻微的老年痴呆症。后来，他在我这里追加投资的时候，开始把支票开给查理·芒格。我跟埃德温说：‘在任何情况下你把我们两个搞混了我都不介意，但是支票一定要开给沃伦·巴菲特。’”
在巴菲特第一次听说查理·芒格这个名字的两年后，他们终于相见了。“1959年，芒格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回来帮忙处理相关事务。戴维斯一家为我们安排了一次晚餐。一见面，我们立刻就觉得彼此非常合得来。”巴菲特说道。
此时巴菲特提到的戴维斯一家不是指这对医生夫妇，而是戴维斯的孩子们，同时也是芒格童年时的玩伴。戴维斯的两个儿子都当了医生，而唯一的女儿则嫁给了奥马哈的一个商人。是戴维斯一家安排了那次在老奥马哈俱乐部的晚餐聚会，“那的确是一次令人兴奋的会面。”有人回忆说。
芒格也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过巴菲特，但他并没有对和巴菲特见面抱太大的希望。“除了巴菲特，我认识巴菲特家族的每一个人。”芒格说。芒格立刻注意到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身上的一些小细节。“他理了个平头。巴菲特当时正在为建造家里的阳光房埋头苦干，他特别爱喝百事可乐、吃盐焗坚果，而且不吃蔬菜。”芒格自认为对这些事情都能接受，“但我看到巴菲特吃早饭的样子还是会很惊讶。”
事实证明，他对会面不抱期望是错误的。芒格带着他的保守想法前去赴宴，却完全被折服了。“必须承认我几乎第一眼看到巴菲特就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
芒格立刻开始问巴菲特从事什么行业、如何运作，而巴菲特的回答深深吸引了他。第二天晚上，另一位双方共同的朋友迪克·霍兰邀请他们吃晚饭。当时29岁的巴菲特和35岁的芒格再次展开了深入的谈话。芒格是如此全神贯注于自己的话题，当他拿起玻璃杯喝饮料的时候，还举起另一只手来阻止其他人开口打断他们的对话。
两人会面的时机恰到好处。芒格挚爱的父亲刚刚去世，而巴菲特的良师益友本杰明·格雷厄姆告别投资行业，从纽约搬到了洛杉矶。由于格雷厄姆对投资问题的兴趣越来越小，巴菲特感到非常失落，他需要一个新的和他有共鸣的人。也许是因为芒格和格雷厄姆的思维机制如此之像——诚实、脚踏实地、保持旺盛的好奇心以及不为传统观念所约束，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巴菲特的关注。
“我认为芒格比他自己以为的还要像格雷厄姆，芒格走的是学院派路线，但同时对各种事情感兴趣。他看书看得很杂。”路易斯·辛普森，政府员工保险公司联合主席解释说，他的另一身份是巴菲特或芒格无法运作伯克希尔公司时的接班人。
巴菲特以全身心扑在投资事务上而著称，他也认同芒格在兴趣广泛这一方面和格雷厄姆非常相似。“芒格的思维跨度比我要宽得多。他每年要看几百本传记，还能全部吸收并记住。”
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夺取古巴政权、年轻的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巴菲特和芒格已经成为“精神搭档”，这是一种不涉及任何合同或头衔的关系——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的。
巴菲特认为与其说这是一种商业安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兄弟情义”。基于双方的信任和信心，这种关系随着一场又一场的讨论、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和一笔又一笔的交易变得越来越紧密。
虽然在奥马哈的时候芒格住的地方与巴菲特家只隔几个街区，他十几岁的时候也曾在巴菲特家的店里打过工，然而6岁的年龄差距令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交圈中。尽管如此，相同的兴趣还是把两人立刻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你把芒格和巴菲特当成小男孩，他们是非常像的，”芒格最大的女儿这样说道，“他们有相似的父母，相近的价值观，而且还住在同一个镇上。两个人之间有以上任何一个相同点就足以发展一段友情了。”
芒格和巴菲特还有其他的共同之处。“和巴菲特一样，我对致富也非常狂热，”芒格说， “并不是因为我想要买法拉利——我想要的是可以独立的能力，对此我非常渴望。我认为给别人开账单有损我的尊严，虽然我不知道这种想法从何而来，但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查理·芒格是全球最著名的控股公司伯克希尔的副主席兼第二大股东。他同时也是加利福尼亚发行量最大的法律报业集团——每日新闻集团以及伯克希尔持股80%的威斯科金融公司的掌门人。此外，芒格在洛杉矶孜孜不倦地坚持着慈善事业。当他的形象出现在1996年某期《福布斯》杂志的封面时，大众开始意识到芒格已经不仅仅是伯克希尔年度大会上沃伦·巴菲特的搭档了。
作为全美最难以捉摸、引发人兴趣而且独立的商业领袖，芒格说他的目标是让自己的财富恰好保持在福布斯富豪榜名单的水准之下，这样他就能避开聚光灯。遗憾的是，这一策略并未奏效。
1998年，芒格的财富总值超过了12亿美元。在全美富豪榜上，芒格的排名只比李维·施特劳斯家族的继承人低一位。他比沃尔特·迪士尼公司的老板迈克尔·艾斯纳、希尔顿酒店集团的继承人威廉·巴伦·希尔顿的排名都要高，最令人惊讶的是，就连硅谷的计算机行业富豪史蒂夫·乔布斯也被他甩在了身后。
和沃伦·巴菲特一样，芒格没有继承到任何遗产。他的财富纯粹来自他自身的意志力和天生的商业才干。
“虽然我的家庭没有留下大笔财产，但为我提供了良好的教育，为我的行为规范树立了一个了不起的榜样。归根到底，这些比实际的钱财更有价值。”芒格这样解释道，“从小就在正确的价值观中成长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巴菲特同样拥有这样的财富。这甚至在金融上也是一个优势。人们肯投资给巴菲特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是巴菲特家族的一员，而人们信任巴菲特家的人。”
根据全球流言制造中心——巴菲特狂热粉丝俱乐部中成员们的说法，芒格可能才是伯克希尔公司的真正决策人。巴菲特的大儿子，曾经说过父亲是他认识的第二聪明的人，查理·芒格才是排名第一的。当然沃伦·巴菲特也以他一贯的讽刺性幽默为芒格的神秘性添油加醋。在某次伯克希尔的年度股东大会上他这样宣称：“芒格负责说话的具体内容，我只是动动嘴皮子。”
有一年，巴菲特回答了一位股东传上来的问题，然后把填好答案的纸条递给芒格让他看看。芒格的答复在意料之中，他说：“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巴菲特毫不客气地捉弄了芒格，他笑着说：“有时候他还要删掉点东西呢。”
巴菲特和芒格每年在伯克希尔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一场娱乐性十足的表演。伯克希尔公司是全美最为人津津乐道但实际了解最少的公司之一，他们在会上为股东们描绘公司的商业前景、解释他们的投资哲学，而巴菲特是活动中无可争议的明星，他的个性魅力在聚光灯下展露无遗。查理·芒格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坏脾气伙伴的角色，事实上他看起来还很享受做一个配角的感觉。
“不过你所看到的坐在巴菲特旁边的那个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芒格。那只是他培养出来的一个化身，”芒格的继子、洛杉矶律师哈尔·博思威克解释说，“他当时也许的确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而且想把进程继续下去。我觉得他在小团体中的发挥比在大庭广众下要好。一天下来，坐在那里的都不是真正的查理·芒格。”
那么谁才是真正的查理·芒格呢？
对哈尔而言，他是一位尽责的继父、一名精神导师以及一个把生活变成一场真正的冒险的人。
对《福布斯》杂志而言，芒格的衬托让巴菲特以家庭为重的形象更为可信，他“粗暴的方式成全了巴菲特的好好先生形象”。
对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任高级经理们而言，他是一名顽固的董事，很早就发现欺诈行为的存在，坚持要公司对政府有关部门和公众就卷入美国国债交易的罪行做出全面悔悟的解释，即使将所罗门利润丰厚的债券交易业务毁于一旦也在所不惜。
对于洛杉矶一家规模不大但声誉良好的律师事务所——芒格、托尔斯&奥尔森律师事务所而言，芒格是一枚强大的客户吸铁石，吸引到了石油公司、公共基础建设公司以及其他大型集团。多年前，芒格买进一系列规模很小、结构松散的公司，成就了今时今日的伯克希尔集团。
对支持女权运动的人而言，芒格是一名英雄——若干年前发动了美国堕胎合法化的运动，并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那些反对堕胎权的人则认为芒格会遭到报应，活该时不时地遭到示威与抗议。
对罗杰·格雷斯，《洛杉矶大都会新闻》那个令人讨厌的出版人而言，芒格是那个仗着自己是亿万富翁，企图利用他的每日新闻集团来垄断加利福尼亚的法律出版物市场的人。
对他的桥牌伙伴们，包括巴菲特、《财富》杂志编辑卡罗尔·卢米斯、洛杉矶亿万富翁奥蒂斯·布思、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以及已故喜剧演员乔治·伯恩斯而言，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桥牌玩家，当然如果他能避免时不时地打出些不着边际的牌就更好了。他的伙伴们有时不太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下注或为什么出那张牌，虽然通常他只是在遵循自己的一些简单逻辑而已。
对船主和制造商而言，芒格是一个很容易被新颖奇特的船只激起兴趣的家伙，随时可能被说服对某个项目给予支持。“只要某个人对船有什么疯狂的想法，我父亲很容易就受到影响。”他的大女儿说。
对仓储式连锁零售公司好市多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辛尼格而言，芒格作为公司的董事，是全美交友最广泛的商人之一。有一次他想请芒格担当好市多的董事，于是两人在洛杉矶市中心最有名的商务俱乐部——洛杉矶俱乐部共进午餐。“那里有一大群人在吃午饭，”辛尼格回忆说，“我觉得这400个人都认识芒格。”
1997年，芒格首次参加好市多董事局会议，辛尼格想为他介绍另一位董事，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吉尔·拉克尔肖斯，结果发现两人早已相识。“芒格认识谁都不值得大惊小怪。”辛尼格说。
芒格的朋友们包括比尔·盖茨、内森·梅尔沃德（曾经是微软的未来创意专家）、通用电气主席杰克·韦尔奇、美国前贸易代表卡拉·安德森·希尔斯、洛杉矶市长理查德·赖尔登以及众多政客、参议员和总统。
虽然巴菲特和芒格看起来非常相似，但他们在某些方面却很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巴菲特擅长使用简单的语句、通俗的故事以及寓言，芒格却从不采用简短的语句。如果同一情况下既可以用一长句话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表达，他宁可多费些口舌。对于复杂的概念和细致的分析，芒格游刃有余。巴菲特对穿着从不讲究，芒格却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巴菲特一直都住在他买的第一栋房子里面，多年来只进行过简单的整修，芒格却热爱建筑，总共拥有七幢房子。最后一点，芒格是一名坚定的共和党人，而巴菲特则称自己为“大半个民主党人”。
芒格的个人生活曾经非常艰难，有些阶段甚至可以说是悲剧性的，而且财富的累积对他来说并不如巴菲特那么容易。然而，就像其他任何一种伟大的伙伴关系，比如说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索尼集团的盛田昭夫和井深大，或是巴菲特的早年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和他的搭档杰罗姆·纽曼那样，在两人之间有一种协同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魔力。每个人本身都极具天赋，即使单打独斗都足以获取巨大的财富并且活得多姿多彩。但是他们都有一些性格缺陷或是技术难题可以与另一个人形成互补，两个人共同经营所能取得的成果比他们各自为战时要大得多。正如芒格常说的，当你把各种正确的因素组合起来时，就会取得非常出色的成果。
巴菲特在商业和财务方面受过正规训练，但没有法律方面的背景。芒格曾经是一名专为企业服务的律师，虽然有业务运营的经验，但如果要成为一名投资专家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学习。
“你听说过异性相吸这类陈词滥调吗？”芒格说，“事实上并非只是异性相吸。每位参与到一个复杂项目中的人都需要同伴。训练将自己的想法和别人的相适应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有了芒格，巴菲特找到了能和他分享价值观和目标、进行高层次对话的人。
这两人身上最显著的共同点就是幽默感。和许多中西部人一样，他们从小就学会用开玩笑来应对不安、压力、惊讶甚至是悲伤。幽默可以打破紧张的气氛、提供心理防护，让他们将局势掌控在手中。
芒格为他们的友谊带来的不只是伙伴情谊。虽然巴菲特从格雷厄姆纽曼组合那里承接了一些投资者，而他本人也在内布拉斯加州奔走筹款，芒格则在加利福尼亚宣传巴菲特的高超投资技术，为他带来几百万的本金。从更大的方面来说，伯克希尔早期的成功主要来自对蓝筹印花、喜诗糖果以及其他一些加州公司的收购，它们中的大部分是由芒格和他圈子里那些西海岸投资人发现的。
正如芒格以饶有兴趣的态度看待巴菲特狭窄的饮食选择那样，巴菲特也逐渐理解芒格不同寻常的个性特点。1967年他们的一次早期冒险经历中，巴菲特和芒格一起去纽约收购一家名为联合棉花商店的小公司。巴菲特记得当时他和芒格沿着曼哈顿的一条街道边走边讨论这次交易的情况。忽然间，巴菲特环顾四周发现他在自言自语，芒格已经不见了。后来巴菲特才知道芒格想起来要去赶一班飞机，于是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掉了。
尽管芒格的言谈举止有时很唐突鲁莽，但是巴菲特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虽然不懂得优雅细致，不做表面功夫，但所有的行为都发自内心。我们在一起共事那么久，从来没有争吵过，有时意见不同，但没有任何一次有人发脾气或是不欢而散。如果你谈到一个想法，他绝不会带着情绪去考虑这个问题。但如果他有大量的事实或推断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那他也绝不会让步。我们都认为对方的意见值得洗耳恭听。”
芒格坚持认为：“生活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可能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我只知道要想赢得第一，就必须占得先机，千万不要原地踏步。有趣的是有些人只是因为自己的爷爷是位律师或法官就急急忙忙地和一群富有经验的人一起去读哈佛大学法学院，而我却愿意加入许多不同的行当。我总是刚刚涉足某一业务就比其他人干得都要好。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通过自学来提高修养，这才是真正行之有效的好主意。”
芒格的人生故事揭示了许多对他非常有用的大道理：量入为出，把省下的钱用来投资。该学什么就去学。就像巴菲特常说的：“老观念就是正确的。”
沃伦·巴菲特常常告诫大学生要及早养成正确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因为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是根据习惯行事。这和芒格倡导的另一个大道理密不可分：尽可能地体面行事。“你在某个地方的所作所为，”他说，“日后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影响到你。”
视觉：李盼 东子